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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犁和他的时代 “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”

作者:admin 发表时间:2019-02-23

  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序列中的作家,孙犁却全无“战斗”气息。汪曾祺说,孙犁抗战时写小说,不像别人就是摸岗哨,端炮楼;也不能说仅仅“反映抗日”,他写的是“人”。同样是对“革命”、“战争”的观察,在别人看到大风大浪的时候,他更容易关注到卷入其中的人情、人性。对作家贾平凹来说,当代作家中,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,一个是沈从文,一个就是孙犁,他觉得孙犁不写史诗,却直逼心灵。史航则在一封写给孙犁的虚拟信件里,说孙犁写1947年在广场上围坐着纺线的十几个女孩子,就像贾宝玉谈论着诗社里的女孩子,充满爱惜。曾有人因为孙犁写作的视角,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“多余人”,更有评论家认为,和革命文学相比,孙犁的创作更倾向于五四式的现实主义,他更在意人生故事。特别是“文革”后,他创作的《耕堂劫后十种》收录的十个集子,被认为是从革命作家转型为恂恂儒者,由早期的使命文学转型到人性文学。

  而追其精神成长的脉络,基本可以确定,他与五四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文学阅读发生的。据他自己介绍,十二岁,他随父亲去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,在那里,开始接触“五四”后的文学作品,譬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,其中,就有鲁迅、叶圣陶、许地山等人的小说。他一直视鲁迅为文字英雄,并尊奉鲁迅倡导的“为人生”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。在《耕堂读书记》的一篇文章中,他表示,凡是小说,起步于人生,遂成典型;起步于天上,人物反如纸扎泥塑,生气全无。

  他精心研读了鲁迅的作品,有的篇章甚至能背诵。抗战初期,他在《冀中导报》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就是《鲁迅论》,此后,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,编写过《少年鲁迅文本》,上世纪50年代起,他按照《鲁迅日记》中所记载的书目,按图索骥,找来阅读,立志要把鲁迅提到的古籍,一本本都买到。在晚年十部散文集中,他更是多次提及鲁迅。

  和鲁迅一样,孙犁关注文学青年的成长。他曾写:余性僻,疏于友道,然于青年相处之有情者则终生念念不忘。1979年,铁凝写了一篇名为《灶火的故事》的短篇小说,拿给几个老师看,有人好心劝她不要这样写,说“路子”有问题。内心有所不服的她,斗胆将它寄给孙犁,没想到他很快在《天津日报》的《文艺》增刊上刊发出来。多年后,她表示刚刚踏上文学道路时,有四顾茫然、不知所以的时候。这时候,一封信函,或者是几句话,都能点亮文学的灯火。在她心目中,孙犁先生就是那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。

  孙犁的代表作《铁木前传》叙述的是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的故事,它反映了新旧交替时,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。具体来说,就是农业合作化初期,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分化。小说主线是铁匠和木匠友谊的变化,从最初的建立,相互信任到破裂,副线则是铁匠和木匠子女间情感的变化,而情感的闯入者,就是敢爱敢恨,并为很多人所喜欢的“落后分子”小满姑娘。汪曾祺曾因为这个姑娘的形象有类似“卡门”的热烈、奔放特质,而说小说有西班牙的味道。

  在和作家阎纲的通信中,孙犁表示《铁木前传》表面看来是他1953年下乡的产物,但其实不然,它更是他有关童年的回忆。1949年进城后,他敏感觉察到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者因为别的,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,而他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。为了表达这个想法,他选择书写自己童年时期最熟悉的生活和自己最了解的人物,并赋予其情感。

  端详孙犁的一生,能看到一条清晰的从青春到晚年的明灭线。他两篇广受赞誉的小说,长篇《风云初记》和中篇《铁木前传》,也像一个隐喻。光看名字,便知最起初,他是有所希冀的:通常有初记、前传便会有再记、后传,但之后“十年荒于疾病,十年废于遭逢”(1978年,孙犁在给阎纲的回信中所提),他身心俱疲,两篇小说都没了后续。

  而后者,则是一本“不祥之书”。《铁木前传》写到第十九节时,孙犁跌了一跤,随即得了一场病,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,就草草结束。“文革”时,被抄家六次中,有三次是借口查抄《铁木后传》的,这让他一家人百口莫辩。后来,孙犁说,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。人在青年时,对生活充满幻想,会追求没有实现的事物,但到晚年,艰辛历尽,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、花残月落之感,就写不成小说。在晚年,他更好一点哲学,写写散文、杂文,所以,《铁木后传》他是写不出来了。在他的前半生,他密集发现了人性美,而后半生,则频频看到了人性恶。

  孙犁一直主张远离政治,文坛,他曾经说过,“我一生作文,像个散兵”。当荷花淀派被作为一个派别所推崇时,他说爱好相同的人热闹热闹是可以的,但他认为这个流派在当时看来还没有形成,将来希望也不会很大。他觉得文学可以从模仿学起,但应该尽快从幼稚状态摆脱出来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文人宜散不宜聚,一集中,一结为团体,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,影响写作。散兵作战,深山野处,反倒容易出成果,而他,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这种边缘式生存方式。

  上世纪60年代,在去外地养病回来后,他就开始大量买书,扎堆到旧书中,并在文章里说,有当藏书家的愿望。“文革”后,他说,对于人生,对于社会,他已经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天真了:“这种感情,在抗日战争期间,没有发生,在解放战争期间,也没有发生,就是从‘’以后,这种感情强烈了一些。人家说我现在变了。或者是笔法变了,我自己也克制这些。主要是我感觉到,现在写文章没有什么用处。”研究孙犁三十余年的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学正教授认为,晚年的孙犁陷入了深深的“幻灭感”中。评论家黄秋耘在一次访谈里说,孙犁对几十年来文坛里边的斗争,一次又一次斗来斗去,觉得非常可怕,所以黄认为孙犁的孤僻中,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。

  对于孙犁作品的评价,也经历了各种起起落落。早年也有学者提出要重写文学史,重新评价孙犁这位过去不受重视的作家。卫建民认为作家长期与社会不直接发生关系,使得信息出现不对称,相比同时代作家,有关孙犁的记载几乎接近空白,如果不是他女儿孙晓玲回忆父亲的书,很难找到新的发现。但同时,他观察到孙犁晚年质朴的十本小书在引发学界的关注,他认为这十本小书维系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命脉,而孙犁继承了由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。

  庭院平台下,有五株白蜡树,五十年代街道搞绿化所植,已有碗口粗。每值晚秋,黄叶飘落,日扫数次不断。余门前一株为雌性,结实如豆荚,因此消耗精力多,其叶黄最早,飘落亦最早,每日早起,几可没足。清扫落叶,为一定之晨课,已三十余年。幼年时,农村练武术者,所持之棍棒,称做白蜡杆。即用此树枝干做成,然眼前树枝颇不直,想用火烤制过。如此,则此树又与历史兵器有关。揭竿而起,殆即此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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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犁和他的时代 “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”

孙犁和他的时代 “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”

作者:admin  2019-02-23

  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序列中的作家,孙犁却全无“战斗”气息。汪曾祺说,孙犁抗战时写小说,不像别人就是摸岗哨,端炮楼;也不能说仅仅“反映抗日”,他写的是“人”。同样是对“革命”、“战争”的观察,在别人看到大风大浪的时候,他更容易关注到卷入其中的人情、人性。对作家贾平凹来说,当代作家中,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,一个是沈从文,一个就是孙犁,他觉得孙犁不写史诗,却直逼心灵。史航则在一封写给孙犁的虚拟信件里,说孙犁写1947年在广场上围坐着纺线的十几个女孩子,就像贾宝玉谈论着诗社里的女孩子,充满爱惜。曾有人因为孙犁写作的视角,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“多余人”,更有评论家认为,和革命文学相比,孙犁的创作更倾向于五四式的现实主义,他更在意人生故事。特别是“文革”后,他创作的《耕堂劫后十种》收录的十个集子,被认为是从革命作家转型为恂恂儒者,由早期的使命文学转型到人性文学。

  而追其精神成长的脉络,基本可以确定,他与五四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文学阅读发生的。据他自己介绍,十二岁,他随父亲去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,在那里,开始接触“五四”后的文学作品,譬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,其中,就有鲁迅、叶圣陶、许地山等人的小说。他一直视鲁迅为文字英雄,并尊奉鲁迅倡导的“为人生”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。在《耕堂读书记》的一篇文章中,他表示,凡是小说,起步于人生,遂成典型;起步于天上,人物反如纸扎泥塑,生气全无。

  他精心研读了鲁迅的作品,有的篇章甚至能背诵。抗战初期,他在《冀中导报》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,就是《鲁迅论》,此后,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,编写过《少年鲁迅文本》,上世纪50年代起,他按照《鲁迅日记》中所记载的书目,按图索骥,找来阅读,立志要把鲁迅提到的古籍,一本本都买到。在晚年十部散文集中,他更是多次提及鲁迅。

  和鲁迅一样,孙犁关注文学青年的成长。他曾写:余性僻,疏于友道,然于青年相处之有情者则终生念念不忘。1979年,铁凝写了一篇名为《灶火的故事》的短篇小说,拿给几个老师看,有人好心劝她不要这样写,说“路子”有问题。内心有所不服的她,斗胆将它寄给孙犁,没想到他很快在《天津日报》的《文艺》增刊上刊发出来。多年后,她表示刚刚踏上文学道路时,有四顾茫然、不知所以的时候。这时候,一封信函,或者是几句话,都能点亮文学的灯火。在她心目中,孙犁先生就是那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。

  孙犁的代表作《铁木前传》叙述的是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的故事,它反映了新旧交替时,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。具体来说,就是农业合作化初期,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分化。小说主线是铁匠和木匠友谊的变化,从最初的建立,相互信任到破裂,副线则是铁匠和木匠子女间情感的变化,而情感的闯入者,就是敢爱敢恨,并为很多人所喜欢的“落后分子”小满姑娘。汪曾祺曾因为这个姑娘的形象有类似“卡门”的热烈、奔放特质,而说小说有西班牙的味道。

  在和作家阎纲的通信中,孙犁表示《铁木前传》表面看来是他1953年下乡的产物,但其实不然,它更是他有关童年的回忆。1949年进城后,他敏感觉察到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者因为别的,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,而他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。为了表达这个想法,他选择书写自己童年时期最熟悉的生活和自己最了解的人物,并赋予其情感。

  端详孙犁的一生,能看到一条清晰的从青春到晚年的明灭线。他两篇广受赞誉的小说,长篇《风云初记》和中篇《铁木前传》,也像一个隐喻。光看名字,便知最起初,他是有所希冀的:通常有初记、前传便会有再记、后传,但之后“十年荒于疾病,十年废于遭逢”(1978年,孙犁在给阎纲的回信中所提),他身心俱疲,两篇小说都没了后续。

  而后者,则是一本“不祥之书”。《铁木前传》写到第十九节时,孙犁跌了一跤,随即得了一场病,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,就草草结束。“文革”时,被抄家六次中,有三次是借口查抄《铁木后传》的,这让他一家人百口莫辩。后来,孙犁说,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。人在青年时,对生活充满幻想,会追求没有实现的事物,但到晚年,艰辛历尽,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、花残月落之感,就写不成小说。在晚年,他更好一点哲学,写写散文、杂文,所以,《铁木后传》他是写不出来了。在他的前半生,他密集发现了人性美,而后半生,则频频看到了人性恶。

  孙犁一直主张远离政治,文坛,他曾经说过,“我一生作文,像个散兵”。当荷花淀派被作为一个派别所推崇时,他说爱好相同的人热闹热闹是可以的,但他认为这个流派在当时看来还没有形成,将来希望也不会很大。他觉得文学可以从模仿学起,但应该尽快从幼稚状态摆脱出来,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文人宜散不宜聚,一集中,一结为团体,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,影响写作。散兵作战,深山野处,反倒容易出成果,而他,也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这种边缘式生存方式。

  上世纪60年代,在去外地养病回来后,他就开始大量买书,扎堆到旧书中,并在文章里说,有当藏书家的愿望。“文革”后,他说,对于人生,对于社会,他已经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天真了:“这种感情,在抗日战争期间,没有发生,在解放战争期间,也没有发生,就是从‘’以后,这种感情强烈了一些。人家说我现在变了。或者是笔法变了,我自己也克制这些。主要是我感觉到,现在写文章没有什么用处。”研究孙犁三十余年的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学正教授认为,晚年的孙犁陷入了深深的“幻灭感”中。评论家黄秋耘在一次访谈里说,孙犁对几十年来文坛里边的斗争,一次又一次斗来斗去,觉得非常可怕,所以黄认为孙犁的孤僻中,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。

  对于孙犁作品的评价,也经历了各种起起落落。早年也有学者提出要重写文学史,重新评价孙犁这位过去不受重视的作家。卫建民认为作家长期与社会不直接发生关系,使得信息出现不对称,相比同时代作家,有关孙犁的记载几乎接近空白,如果不是他女儿孙晓玲回忆父亲的书,很难找到新的发现。但同时,他观察到孙犁晚年质朴的十本小书在引发学界的关注,他认为这十本小书维系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命脉,而孙犁继承了由鲁迅开创的现代文学。

  庭院平台下,有五株白蜡树,五十年代街道搞绿化所植,已有碗口粗。每值晚秋,黄叶飘落,日扫数次不断。余门前一株为雌性,结实如豆荚,因此消耗精力多,其叶黄最早,飘落亦最早,每日早起,几可没足。清扫落叶,为一定之晨课,已三十余年。幼年时,农村练武术者,所持之棍棒,称做白蜡杆。即用此树枝干做成,然眼前树枝颇不直,想用火烤制过。如此,则此树又与历史兵器有关。揭竿而起,殆即此物。